Mark Blaug (1994): “Not only an economist: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”, The American Economist, 38(2):12-27.
高景仲譯 賴建誠校
我決定唸經濟學，是受到Henry George與Karl Marx著作的影響。1944年我17歲，唸紐約市的Peter Stuyvesant中學，修了一門商業的課。學期的最後一週，老師帶我和幾位比較優秀的學生，到鄰近的Henry George School參與一場講座。主題是在解釋，如果地租沒有限制地成長，就會造成貧窮、戰爭，以及其他現代文明的弊病。Henry George在很久以前，就診斷出這個病灶，並提出解決良方：單一地租的「沒收性」徵稅！講座結束時，我們都得到Henry George的免費著作《進步與貧窮》（Progress and Poverty，1879）。這本書我讀得一頭霧水。幾年後，當我讀到Ricardo的差額地租理論時，發現George的理論來源，因而感到一陣興奮。
1馬克思主義的影響
《進步與貧窮》引發我的興趣，但並未讓我信服。不久後在紐約大學讀大一時，我結交幾個左翼同學，他們先介紹我看 Lenin與Stalin的小冊子，之後是Marx與Engels的大部頭。我深深被這些文章折服，幾個月內成為馬克思主義者，Marx的虔誠追隨者。
我現在試圖回想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可以那麼快就改變我。我想那是一些特質的組合，這些特質可以充分說明我這個人，以及馬克思主義。首先，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，閃耀著那種絕對擁有真理的氛圍。特別是集大成的Lenin與Stalin，以執拗辛辣的語調，對付敵營的知識份子。第二，馬克思理論百科全書式的觸角，感覺這是個社會的普世科學，的確是一種哲學史以及自然的哲學。無論是最近的選舉結果，或是法國大革命的成因，或是古希臘王朝的傾覆，或是Rembrandt為何對光影對比（chiaroscuro）情有獨鍾，或是Beethoven最後的鋼琴協奏曲第102號為何只有兩個樂章，或是Gothe在《浮世德》（Faust）最後要表達的是什麼，都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中解釋。年輕的我頗好發高論，馬克思主義就像為我量身定做：它可以讓我大言不慚地，對所有題材發表自以為是的議論。
馬克思主義教我經濟決定論。根據經濟決定論，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，是所有社會與政治衝突的基礎。進一步推論，所有事物最終都可簡化為經濟學，經濟學因而可以稱為社會科學之母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六個月內，我決定必須讀通經濟學。大二那年我修了第一門經濟學，我清楚地記得這是很重的學科。我很高興還能記取自己唸經濟學的困難，因為這使我成為更好的老師。
這些還不足以完全說明，馬克思主義對我的吸引力。對我來說，馬克思主義引人入勝之處，在於它的概念工具、專有名詞與各類的精緻術語；以及無數的（古猶太法統）區分，如「底層」與「上層結構」、「生產模式」與「生產關係」、社會行為的「策略」與「方法」、社會經濟體系的「矛盾衝突」與「對立整合」等等。一旦掌握技術性語言，服膺馬克思主義，就可以創造一個論述的次文化。在這個次文化中，不誇張地說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能了解你。簡言之，馬克思主義讓我初窺，知識社群自我哺育的學術文化。
我並不只是個純知性的馬克思主義者。加入美國共產黨、出席政治會議、參與政黨示威，這些我都做得意興闌珊，因為我不太熱衷參與組織活動，然而卻也短暫地經歷一段真實的政治活動。過程簡短，是因為我天生反骨，很快就被逐出共產黨。1945年當大戰接近尾聲，同盟國佔領德國的問題浮上檯面，成為政治議題。為了讓美軍永久駐在德國，美國總統Roosevelt提出戰後軍事召集建議案，得到美國共產黨主席Earl Browder的背書。Browder因而被若干黨員視為異端。Stalin出面反對羅斯福的政策，Browder的命運也就此底定：主席的職位被拔除並逐出共黨，瞬間成為「不受歡迎人物」。幾個共黨大學生，替Browder收集陳情書，經過一番考慮我簽署了。之後我被傳出席共黨審判庭，由於應訊時未表悔意，旋即被開除黨籍。從那時起，許多黨內友人與舊識，不只不跟我講話，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。從未加入陰謀（或準陰謀）組織的人，很難相信黨內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。1945年時，美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無足輕重，我的經驗顯得荒謬，但對當時的我來說，這是對左翼政治現實的痛苦覺醒。
雖然在1945年時，我已非搖旗吶喊的共產黨員，之後卻要用了至少七、八年的時間，來擺脫馬克思主義餘緒的桎梏。1945-52年間，我頭也不回地與共產主義漸行漸遠。我清楚記得，The God That Failed: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（1950）這本書對我的影響。Arthur Koestler、Ignazio Silone、Andre Gide、Richard Wright、Louise Fischer、Stephen Spender這六位作者，都是出走共產主義的「旅伴」。事隔多年，我還記得與知名共黨叛黨份子，一起幻滅的那種糟糕感覺。捐棄先前的信仰，而沒有踏上「完全不信」這一步，是很玄妙的。對我來說，這一步的動力來自1952年夏天，胎死腹中的東德「革命」：東柏林人幾乎推翻蘇聯扶植的東德政府。1952年5月我去柏林旅遊，見證了反東德政權的強烈憎恨。回到倫敦後，我從共黨的平面媒體，看到革命爆發與蘇聯坦克鎮壓的報導。我一直知道，共黨報章能睜眼說瞎話，但我之前閉著眼睛，讓謊言持續上演。像我這種「真正信仰者」所經歷的幻滅，就像泡過熱水澡後的當頭冷水淋浴。
當年身為共產主義者，所相信的、剴切力陳的、全然信服的事，現在想來讓我羞紅耳根。例如我記得如何為「莫斯科大審」的史達林版辯護。這個版本指出，住在巴黎和墨西哥城的Trotsky，籌劃在蘇聯境內進行大規模破壞，甚至要危及蘇聯軍事高層。儘管讀了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，我把它斥為資產階級的文宣。這讓我從此以後，對強烈主張的信仰存疑，也讓我比原來的自己更能容忍。現在每當我聲稱某件事絕對真實，總會悄悄對自己說：「是的，就像莫斯科大審。」
我棄共產主義如敝屣，但揚棄馬克思主義則還要更多時間。從某個意義而言，壓榨、異化、不平等這些大主題，依然揮之不去。當然，經濟學唸得越多，我就越不相信馬克思經濟學。我很快就看出，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難題的掌握，程度是可笑的。他真的認為，社會就像大街角的雜貨店，出現的事情頂多是會計問題 。此外，馬克思的經濟預測，絕大部份都錯得離譜。在他死前，對無產階級未能推翻資本主義，顯然深感失望。但我還是花了很多年，看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深層謬誤。即使在今天，馬克思主義者，甚或前馬克思主義者，還是看不出這個謬誤。這是個非常有趣的謬誤，很聰明地被隱藏在《資本論》裏，千分之一不到的讀者曾注意到。這個想法是：經濟體中每個產業，都有相同的剩餘價值率。簡言之，資本家每支付一元工資，就可以得到若干元的利潤，不管是在農業中挖溝渠，還是在石油業煉油的所得。這是個非常不可能的假說，但卻無法證明這是錯的，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，剩餘價值率不是一個可觀察的變數，也不是一個行為的變數。Marx深知這個問題，但急於偽裝這個假說的武斷性，他將價值與剩餘價值具體化，並反覆提及，資本主義體系在全力增加剩餘價值率。這是個體資本主義者做不到，也沒有誘因去做的事。然而，Marx必須假設有一個固定的剩餘價值率，否則他所宣稱的「勞動本身創造剩餘價值」，這個說法會一敗塗地。
至少在西方國家，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，不再相信勞動價值理論，以及剩餘價值勞動理論。儘管如此，身為馬克思主義者，他們繼續相信，資本主義奠基於對勞動的剝削。他們指的剝削，就是工人未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，因此得不到雇用勞動所產生的利潤。他們的說法是，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不正義，存在於「工人沒擁有，老闆不工作」這個事實中。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去觀察這些自稱「分析派馬克思主義者」能做到什麼程度：放棄各種結果論，讚許資本主義，轉向更多的道德判斷。這些道德判斷的基礎，是資本主義體系內，社會關係的倫理意義。換言之，他們問的是：我們都要工作維生，而少數人可以不做而活，公平嗎？（當然，對此唯一的答案，是非常不公平）。但他們不問：如果沒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財富分配，資本主義還會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嗎？換句話說，我們可以同意，資本主義並非教化人心的體系，它是粗暴、殘忍、道德淪喪的，但它卻可以產出貨品，而我們要的就是貨品。
2麥卡錫經驗
要不是在1952年遭遇麥卡錫主義（McCarthyism）的幽魂，我懷疑那時我會用這麼多年，來擺脫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。在冷戰的高峰，美國陷入反共的恐慌中，參議員Joseph McCarthy的聲勢如日中天。從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，這是一陣恐慌。1950年我已經從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博士班一年級。當時皇后學院經濟系主任Arthur Gay因車禍喪生，系上找人在學期中接他的課。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，因此被徵詢是否要一試。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課程滿檔，教授個體經濟學、消費經濟學，以及從沒唸過的行銷學。我還記得每門課第一次上課前，緊張到前一晚真的把內容全部背下來。
正當我的教學開始上手時，由McCarthy主持的「反美國活動委員會」（the Un-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），到紐約調查市立大學系統內的共產主義。他們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出席，毫無疑問地，是為了問熟悉的問題：「你現在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？」三位教授都援引憲法第一與第五修正案（禁止證人自我入罪），拒絕與委員會合作。儘管三人都是終身職教授，但還是迅速被解職。其中一位是皇后學院的勞動經濟學教授Vera Shlakman。她是我先前的老師，也是當時的同事。「教師工會」（Teacher’s Union），是紐約地區大學教師的左翼職業工會，她左傾也是會長，就我所知，她可能也是對共產主義幻滅的出走者。我上過她的課，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，極力避免灌輸意識形態給學生。幾個學生發動連署陳情書，要求校長讓Shlakman復職。但根據學院章程，請願書至少要有一位院內教師簽署。學生找遍經濟系四十名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，以及像我這樣的低階助教，沒有人願意簽署陳情書。走投無路之際，他們找上我。出於我對Shlakman教授的尊崇，也因為無法忍受自己的怯懦，我簽了陳情書。二十四小時內，我收到Thatcher院長（奇怪的是，四十年後竟然還記得他的姓名）下的字條，知會我若不立即主動辭職，將會被免職，並列入未來就業的黑名單。
接下來一兩天，我考慮發動大規模抗爭，並發表強力要求個人自由的聲明。這項聲明將傳諸後世，會被美國高中生閱讀、引述。然後，我靜靜地遞出辭呈。
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。為了開始寫博士論文，我之前已申請一項獎學金，並仰賴在皇后學院的授課薪水，維持這段期間的生活。在我口袋空空，且因這件事深受打擊之際，突然接獲一通電話，告知我已經得到「社會科學研究會」（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）的獎助金，讓我到國外撰寫博士論文。顯然有人暗中對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伸出援手。
我生命中的每個災難，總是以奇妙的方式適時轉化為助力。我很快就了解，生命中最美好的兩年自此展開。我選定「David Ricardo學派在十九世紀經濟觀點的起伏」為題目，最後的豐碩成果，超乎我先前的想像。[1]我也發現，學術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強項。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找個房間，過著中古時代僧侶般的生活，一週七天，每天閱讀、寫作長達十八小時。我將初期的研究成果，寄給博士指導教授，當時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George Stigler，他辛辣但中肯的評語，正是我所需要的前進動力。兩年後我帶著完成的論文回到紐約，真心歡喜地在電視上，目睹McCarthy參議員最後的傾覆。
1954年夏天，我參加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的面試。日後成為我導師之一的William Fellner是主考委員。我覺得有必要解釋，辭去皇后學院教職的原因。我一直記得Fellner當時打斷我，說：「這是一所私立大學，我們不在意幾年前在公立大學發生的事。」這印證了Milton Friedman的論點：可能的雇主激增後，一個自由的市場，較一個以國家機關為獨買者的社會主義體系，更能確保個人的自由。
今日很難描繪，麥卡錫年代的詭異氛圍。當時在背後捅你一刀的，可能是最好的朋友。人們真的會每天晚上，搜索「床下的共黨份子」。年輕時我曾天真地相信，知識份子會捍衛對抗當權者的想法，但受到麥卡錫經驗的影響，我失去對知識份子與學者的所有尊敬。只要有足夠的壓力，他們會向McCarthy、Hitler（希特勒）、 Stalin、Sadam Hussein，或任何背後有軍警力量的人低頭。
1954年在耶魯執教前，我幾乎已擺脫對共產主義的舊信仰。Kruschev在1956年發表著名的反Stalin演說，我從他親口所說的話，確認自己的新信仰，因而有一種靜靜的滿足感。隨後幾年，我穩定地向右移動，但不像許多前共產主義者，我從未瘋狂地反共產主義。無論是當時，或許直到現在，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擺盪。對私有化、鬆綁、工會立法等政策議題，我相當右派。但對社福支出、失業給付、女性的平權措施、黑人與同志、墮胎權、軟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議題，我則是強烈的左派。我向右的旅程，被Reagan與Thatcher阻斷。1980年代居住在英格蘭時，我對政府明目張膽地，用大規模失業來對抗通貨膨脹，愈發感到不齒；也對英國選民十多年來，持續容忍二位數的失業率感到驚訝。Thatcher夫人能用「通膨成本總是大於失業成本」這種說辭，來說服選民、財金記者，甚至許多經濟學家，令我大開眼界。個位數通膨伴隨兩位數的失業率，的確是1980年代的大部分情況，但我相信這是明顯的錯誤。[2]福克蘭戰爭（The Falklands War）已經夠糟了，但她無能力對抗失業問題，或甚至承認這是個問題，讓我面對總體經濟問題時，採取長久以來面對社會問題的左傾立場。正是由於Thatcher夫人，我回到對資本主義有一種近乎穩定的信仰。但這是經過「凱因斯式需求管理」與「準社會主義式福利主義」調和過的資本主義。
3與佛洛伊德的糾纏
深受Marx影響的同時，我也無法拒絕Freud（佛洛伊德）的召喚。1944、1945、1946三年的夏天，我在紐約州北部，幾家以接待猶太客人為主的飯店做服務生。我的客人中，許多是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分析師。不久後我就埋首閱讀，Freud及其信徒的作品。佛洛伊德理論解釋所有事物的力量，令我熱血沸騰，這種力量當然也讓我想起Marx的風格。我還清楚記得，目眩神迷於《夢的解析》（Interpretation of Dreams），有感於像夢這般的內在神祕，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來解釋。我也折服於Freud的強大文字渲染力，或許人們視他為科學家，但他更是偉大的文學藝術家。佛洛依德主義對我的深層影響，較馬克思主義更長遠。然而漸漸地，這些年來我愈發了解，許多心理分析理論的重要概念，是如何地自我驗證與自我合理化；以及（精神）分析師抗拒以實證測試，來檢視佛洛依德思想的特性。我現在認為，幾乎整個佛洛依德理論，都是胡說八道。再說，作為一種治療技術，心理分析與中國式的洗腦，並無太大差異。但這個觀點的建立，是個緩慢的過程，與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經驗有關。
W.H. Auden的絕妙好詩〈紀念Sigmund Freud〉，每行都值得引述。Auden的結論是：
如果，他時常錯誤，有時荒謬
對我們而言，他只是個凡人
現在，只是整個意見氣候
在他化身的氣候下，我們過著各自不同的生活
他就像天氣，只可以阻礙或幫助
其實不然，他只能阻礙、也確實在阻礙。
4為什麼要研究經濟思想史？
從小到現在，我一直是個求知若渴的讀者。年輕時用閱讀來逃避，後來養成每天讀一本的習慣。在經濟思想史的領域裡，不斷地閱讀具有比較利益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至少對我而言，思想史是一種自我放縱的形式。1954年時，我到耶魯大學任教還不到一年，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所班，理由很簡單：系上老師只有我躍躍欲試。於是我意識到，二十七歲的我，正在一所頂尖的學府，教一門研究生的思想史必修課。耶魯經濟系那幾年約錄取二、三十位精心挑選的研究生，往後幾年間至少有十二位成為知名的經濟學者。教這門課讓我緊張到過度準備，我在幾年內累積了數千頁筆記，這些筆記後來成為我唯一知名的書《經濟理論的回顧》（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，1962）。
我在這本書的導論指出，思想史學者若非「相對主義者」，就是「絕對主義者」。相對主義者認為，所有過去的學說，大致上忠實反映學說生成的歷史情境。絕對主義者認為，思想的變遷是這門學問內部邏輯發展的成果；以日後的眼光來看，早先的思想幾乎都是錯的。我宣稱自己是個抬頭挺胸的絕對主義者，並在書中消遣相對主義者。然而，這已不是我現在的觀點，原因是這些年來，強勢的「輝格歷史詮釋」（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），已經搶盡風頭。近年來我目睹許多論述者，嘗試以現代的外衣包裝（特別是某種數學模型），來重現過去的偉大思想。我於是理解到，過度的絕對主義邏輯，將會抽去思想史的根本。絕對主義完全不懂得珍視過去，而且不合理地要求，歷代的思想家必須活在今天，並以我們的方式思考。這種做法會摧毀對歷史的認知。
我年輕時期的絕對主義，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結果。第一，1950年代末期與1960年代初期，經濟學這個領域的信心達到頂峰。我們「當時」知道：就理論而言，一般均衡理論的簡潔已經達到極致；投入產出分析與線性規劃，很快就會讓一般均衡理論不只簡潔，並具有可操作性；「新古典綜合」已經成功地將凱恩斯總體經濟學，加進華爾拉斯派的個體經濟學。簡言之，真正的經濟學是個教會，所有的真理隨時會展現在我們面前。就經濟思想史而言，如果有人要採取絕對主義的觀點，1960年正是絕佳的行動時間點。第二，我深受Schumpeter的《經濟分析史》（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，1954）影響。Schumpeter當然是個奇特的絕對主義者，然而他也是個執著的絕對主義者。我之所以強調Schumpeter，是受到博士論文指導教授George Stigler的作品與人格影響。[3]當時Stigler打擊學生的惡名在外，但我們的關係始終良好。我喜歡強勢自信的人。當他說你寫的東西是胡扯，提出許多尖銳的批評，來支持他的判斷，讓你不得不感激，他竟然紆尊降貴地批評你。他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，極少數真正有趣的人。他的幽默感戲謔甚至惡毒，但我喜歡。我發現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課風格，當然還有他的寫作風格，但是我總寫不出像他那般犀利的註腳。
往後每當我遇到他，立刻變成屈膝的年輕研究生。其實我有點怕他，特別是我們的政治觀點相差十萬八千里，有好幾次我還不經意地，表達讓他深惡痛絕的意見。他最令我感動的回憶，是1960年在芝加哥時，把我介紹給他在1930年代的指導教授Frank Knight。我看他跟Knight講話時的恭謹，與我面對他時的態度若出一轍。我忽然了解，就像我無法把Stigler當成平輩一樣，Stigler也無法與Knight平起平坐。這種師生之間「知識明燈」的傳遞不息，有極其動人之處。
先不論絕對主義有什麼知性上的長處，除了Schumpeter與Stigler，我在耶魯的學生，也是將我推向絕對主義的動力。經濟思想史在1950年代，是研究所的必修課，這些典型的美國研究生，只想學現代經濟學的工具與技法，完全不在乎經濟史和思想史這類學術性的科目。我從一開始就知道，要說服這些熱血青年接受思想史，就必須讓他們感受到，在某種程度上思想史與他們相關。所以我教這門課時，不僅強調純粹分析的概念一脈相承，不斷強調過去思想的現代性，同時也坦承過去的思想有時缺乏現代性。
我非常用力鼓吹，經濟學史是追求知識的合理學科，但這項努力也消磨了我對經濟學史的興趣。1962年我離開美國之前，我已大致決定轉攻應用經濟學。但在離開思想史十年後，我在1970年代重新擁抱這個最初也是最後的戀人。總而言之，我發現思想史在知性上所帶來的滿足感無可匹敵。我一直不能明白，如果我不知道某個思想的來龍去脈，我怎麼可能真正了解這個思想？我開始學微積分時，就必須探究牛頓是怎麼發明它的？Leibniz是如何獨立發明它的？雙方如何論辯正確的微積分符號，以及導數這個概念的意涵究竟為何？儘管一再努力，我一直無法真正了解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，原因是十九世紀末的物理學對我太難，因此我無法像理解Leibniz一樣地了解愛因斯坦。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偉大理論一樣，套用經濟史最近流行的術語來說，都是路徑依賴（path-dependent）的。也就是說，要解釋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偉大的思想，就必須先理解過去的文獻，如何導出新的理論發展。如果當初的思想主體不同，就會發展出不同的理論。換句話說，沒有經濟思想史，新的經濟理論怎麼可能從天而降。除非你願意無條件地接受新經濟理論，否則你一旦想評斷它，就必須問它是從哪來的，而這個問題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。
我很了解，在經濟學家論資排輩的行列中，思想史學者為何寥若晨星。但這確實意謂，對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，這是幾乎非知識性的學科。許多經濟學家面對思想時，簡直不知人文為何物，就像山頂洞人聽貝多芬四重奏曲時，還問為什麼這四個演奏者，似乎無法齊一拉弓。
5教育經濟學
1962年我拿到研究獎學金，從美國到巴黎一年，繼續十九世紀的棉業研究。那年年底是耶魯升等的年限。在美國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六年後，學校必須擢升你為終身職副教授，或是請你離開。耶魯不讓我升等的原因，是他們不需要專攻經濟思想史的資深教授，我覺得有必要另尋出路。現在想到回美國這件事，就讓我感到灰心。我了解到，即使在美國生活二十年，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歐洲人。對我來說，美國人太粗線條、太市儈。面對那些粗鄙的美國人，我還存有些許身為文化歐洲人的優越感。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，在美國「男人全心搶錢，女人全心餵飽男人。」；或者如Oscar Wilde所描述，美國「這個國家，從野蠻直接跳到墮落，缺少中間的文明階段。」我決定搬回英國，那個我在二次大戰期間渡過男孩歲月，與之後寫博士論文的地方。
我開始申請幾個英國大學的教職，但1962年的學術就業市場沒什麼擴張。我很快就了解，可能過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。我幸運地碰到倫敦大學教育學院（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）院長Lionel Elvin，他告訴我教育經濟學在英國是個新領域，他們有個員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。我從沒聽過「教育經濟學」，決定先做些功課。我沒花太多時間，因為在1962年時，這個領域的研究極有限。我勇敢地寫信給Lionel Elvin，坦承是教育經濟學的新手，但想知道教育學院，能否以一或兩年為期約聘我。院方同意，且出乎雙方的意料，這兩年結果變成23年！我提這些事，只是要強調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。我讀過幾十種複雜的理由，來解釋人們如何選擇工作或婚姻。經過仔細的研究，我發現經常是純粹的機緣成為化學家或律師，或選擇另一個她或他成為伴侶。
倫敦大學教育學院，是學士後教師進修學院，學生大都是想要升級的老師，我的授課時數不多。教育學院經濟系只有兩三個成員，我的行政工作負擔也輕，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寫作與研究。雖然沒有經濟學家可以對話，但倫敦政經學院（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，LSE）就在同一條街上，因此也不以為苦。不久後我就到倫敦政經學院兼課，我的時間就平分在兩個學院。
對我來說，教育的世界是個全新的範疇，比經濟學的世界更軟性。極少教育學者重視，以實證結果來支持自己的主張，有許多論證淪為價值判斷的衝突。面對教育學者對經濟學家的切齒敵意，我一開始沒有作好準備。在他們眼中，從好的方面來看，經濟學家是成本的撙節者，從壞的方面來看是法西斯人渣。見風轉舵的情況，在教育學界甚至比經濟學界更嚴重。儘管在政治的光譜上，教育學的重心位置，遠較經濟學偏左，但當教育學者向右靠時，他們讓Milton Friedman看起來像是左翼怪咖。
不久後，我就開始強力鼓吹人力資本理論（human capital theory）。我也是對英國的教育投資，進行報酬率計算的第一人。大約在1965-75年間，我為人力資本論陣營廣招信徒並全心投入，至少在文章發表的數量上打敗對手。然而就像先前的佛洛依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，人力資本論的神話也宣告幻滅。1976年我發表一長篇檢討報告，其標題「人力資本理論︰不堪回首的記錄」，即可說明一切。這篇文章指出，人力資本理論沒有錯，但立論薄弱且未見成果，無法呼應這個理論早期提出的承諾。也無法與主要的競爭對手（篩選假設理論、文憑主義、文憑熱，隨你怎麼稱它）匹敵。最後我認為，人力資本論大幅誇大認知知識，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中，所扮演的角色。教育心理學者說，正規教育能賦予「情緒行為特徵」。也就是說，學校在形塑學生價值與態度過程中的影響，可以解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教育的經濟、甚至社會、政治角色。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，不是在受過教育的職工知道什麼，而是他們如何表現。這個領悟，深遠地影響了職業訓練的議題與教育計畫的面向、甚至教育資金的問題。我的「不完全契約」概念，需要監督「人類努力」（human effort），以及職工雇用與晉升所涉及的篩選、傳遞問題。最後，我將這個概念，與我對教育的經濟價值的新觀念相結合。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前，我發現自己在不同場合一再重複這些訊息，無論是對教育社群，或經濟學家處理教育議題的方式，皆未產生絲毫影響。結果是我對這整個議題失去興趣。
的確，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，我都覺得教育比起絕大多數的議題，更容易淪為一種似曾相似、沒完沒了的連環歹戲。其中的每個問題與論點，每隔十或二十年，恆常以相似的形式重複出現。這種現象的例子不勝枚舉，我只提一個。1960年末期，我開始倡議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。這種學生貸款的財源，最好來自畢業生就業生涯中，所課徵的畢業稅。儘管在那之前，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在美國已經是老套，但在英國一直到1980年代，這還是個聳人聽聞且極端不受歡迎的想法。我曾經非常接近英國教育的權力中心，首先是1970年代初期的工黨政府，接著是1980年代初期的保守黨政府，但是從未成功地讓有能力執行的人接受這個想法。1982年左右我憎惡地放棄它，但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立即接棒，更有力地鼓吹它，到最後還是無力回天。Thatcher夫人的保守黨政府，1988年終於通過一項陽春型的學生貸款計畫，讓學生在十五年內清償個人債務。當時對這個議題二十年來的相關論述完全沒提到，英國經濟學界毫無批判地接受這個提案。直到今日政治人物還普遍認為，高等教育的財務並非經濟學家的強項。
在教育學院任教這些年，我花了許多休假時間，在亞洲與非洲擔任聯合國各種組織的教育顧問。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、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、國際勞工組織、世界銀行。我參與經濟代表團，前往赤道非洲、南亞、東南亞等地區的六個低度開發國家。我在印度待六個月，寫一本關於畢業生失業的書，在泰國與印度為福特基金會工作一年。對發展經濟學，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諮詢，起初我學到很多東西。然而學習的報酬遞減效應很快就出現，而且發現我一直在重複，幾乎每件在前個國家工作時所說的話。我開始時滿腔熱血，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塗炭生靈。但隨著時間的消逝，我愈發同意Peter Bauer的看法，那就是對第三世界的援助，害之甚於愛之。聯合國的援助使團也好，建議第三世界國家，哪些經濟政策要做或不做的諮詢也罷，這一切都不過是一齣超級大戲。這些相關國家，只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銀行的貸款，但到手前要先證明，他們已經盡力尋求諮詢。除了石油鑽探或水利工程等技術領域，這些國家不花錢向國際顧問業購買諮詢服務。他們找聯合國組織，爭取像我這樣的特約顧問提供服務。我很快就識破他們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，但至少還做了一陣子正事，直到他們高唱的歌曲變調。
我越來越不相信，那些我必須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長與政客。他們利用我這樣的經濟學家，去得到想要的援助，同時中飽金援的餘款。在每個曾工作的國家，目睹這些貪污與政治假面，終於讓我反對發展諮詢顧問這件事。要脫身容易，只要說些第三世界政府不想聽的話，而且說得夠勤快，就保證不被續聘。
我念玆在玆的事很簡單：堅決反對高等教育，強烈支持小學教育。我認為這些國家，特別是其中的非洲國家，在免費的高等教育上離譜地透支經費。當然，這些政府的當紅官員，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。同樣離譜的是，這些國家的偏遠小學經費不足。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，是中學階段正規職業教育的浪費，更不要提小中學課程標準的職業化。如果認為學生的知識，造成教育的花費如此昂貴，那真是長久以來的謬誤。以上兩個錯誤政策的成因，是一種稱為「人力需求法」的教育規畫技術。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產出分析，不適切地用來媒合受教育職工，以及個別產業的工作職位。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，攻擊人力需求法教育規劃，最後還是未竟全功，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。人力需求法完全針對物質量（physical quantity），完全不談價格（有人名之為無價經濟）。這個方法淺顯易懂，在政治上無可阻擋，因此直到今天，還是第三世界教育訓練計畫的主要工具。
擔任第三世界顧問這些年，領受到一個重要教訓。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目標，與發展現代化的目標結合時，所產生的嚴重歧異。我曾效力過的每個政府，對社會主義都懷抱某種程度的使命感，但也想要進行現代化，與仿效美、日、英等國家。這些國家侈言「在地創業家精神」之必要，但卻壓制每個賺錢的人，特別是出售黑心貨品給在「非正式部門」的一般人民。簡言之，他們從未能接受「徹底個人主義」，以及快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不平等，但也無法放棄成長與發展的目標。他們完全搞不清楚「國富的肇因」，不管這些「肇因」為何，絕對不是立即杜絕「非勞動所得」，也不是所得非配的完全均等。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在1970年代時，幾乎每份我幫忙撰寫的經濟使團報告，都是由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委託。這些獨裁者在報告剛發表，或不久之後就被推翻，列舉如下：1964、1976年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「世界實驗讀寫能力計畫代表團」，赴巴勒維國王轄下的伊朗；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代表團」，赴Haile Selassie轄下的衣索比亞；1973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全面代表團」，赴馬可仕總統轄下的菲律賓；1975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全面代表團」，赴El Nimeiry總統轄下的蘇丹；1976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代表團」，赴Moshoeshoe國王轄下的賴索托；1981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代表團，赴Wanghuk國王轄下的不丹；1983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代表團，赴蘇丹Bolkiah轄下的汶萊；1983年世界銀行代表團，赴鄧小平轄下的中國。寫作本文同時，除了不丹、汶萊、中國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皆已換人。當年寫報告的對象，常常被現在掌權的人視為仇寇。經濟學家對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影響力，這個觀念已經不再成立。
6經濟學方法論
隨著1970年代的展開，我逐漸轉向經濟哲學方法論，這也成為我長期的研究興趣。其實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興趣，始於我年少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著迷，更確切地說，始於我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滅。皇后學院大四那年，我修一門Donald Davidson的社會科學哲學討論課（我後來才知道，Donald Davidson是個望重士林的科學哲學家）。Davidson知道班上有幾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（別忘了當時是1949年），他處理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就是溫和地戲謔它。當我使出Hegel辯證三法則（量變到質變、對立的統一、否定的否定），作為打開所有門的萬能鑰匙，他提出更好的Herbert Spencer的演化「法則」︰演化是由一個相對地模糊、不連貫的同質性狀態，改變成為一個相對清晰、連貫的異質狀態。Davidson說：「這乾淨俐落地幾乎解釋了每件事。」我驚訝地明瞭到，這跟辯證法則一樣地真實：它們解釋了每一件事，那就等於什麼都沒解釋。
Davidson要我們讀Carl Hempel的論文〈歷史中一般法則的功能〉(“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，Journal of Philosophy，1942，39(2):35-48)。Hempel指出，要合理解釋歷史現象（例如法國大革命），必然要援引某種普遍的實證假說，且該歷史現象被認為是這個假說的特定例子。若無法做到，那就只是偽說明（pseudo-explanation）。後來這被稱為「科學說明的涵蓋模型」（the covering-law model）：解釋一件事，就是將它「涵蓋」在某種普遍法則之下。四十多年後，我還記得這篇論文如雷轟頂。包括此文在內的十幾篇文章，對我的思想有長遠影響。我忽然了解，多年來我一直用這種偽說明，而不了解它們站不住腳，因為它們涉及我或其他人，都一無所知的那種涵蓋法則。一個革命性的涵蓋法則？是的，我們都讀過Crane Brinton的《革命的解析》（Anatomy of Revolution，1938），這本書以三個革命為樣本，歸納出革命的通性。但這些通性幾乎不等同普遍法則，或甚至普遍可應用的特性。簡言之，除了以隨機的方式，沒有人真正解釋過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。
我寫博士論文之前沒讀過Popper，但已經多少吸收過他的否證主義（falsificationism）。這個概念有些來自Milton Friedman的經典論文〈實證經濟學方法論〉（“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”, 1953）。雖然這篇文章沒提到Popper，卻是一種粗糙、迷你版的Popper主義。這個概念也有些來自Stigler論經濟思想史的文章。1954年我在耶魯任教後，很快就與Tjalling Koopmans交好，一方面因為他是業餘作曲家，我也開始拉大提琴，我們可以談音樂；另一方面因為我們都來自荷蘭，喜歡一起講荷語，但我們對經濟學的興趣完全不同。他開始寫《三論經濟科學的狀態》（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，1957）的第二論時，內容全都是關於方法論。我們談到Friedman的論文，我第一次完全被預測主義說服。預測主義指的是，理論的有效性，必須以它的預測正確性來評斷。1956年我發表第一篇專業論文〈李嘉圖經濟學的實證內容〉（“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”），內容充滿預測主義，然而我還是沒唸過Popper。我能恍如昨日般，記得最後決定唸Popper的那一刻。
1962年住在巴黎時，一個週五下午我逛進書店，看到Karl Popper的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》（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，1945）。眾所周知，這本書是研究Plato、Hegel、Marx這三位開放社會的大敵。我回家吃過晚飯馬上開始看，整個晚上加上週六整天都看，滿心不願意地睡著，週日把它看完。我敢說在那之前，或之後直到現在，沒有一本書讓我更熱血。[4]讀它就像是暢飲一瓶香檳。這本書右打Plato和Hegel（我一直將兩人視為右派怪物），左批Marx犯下「啟示錄型的謬誤」（預測在未知的將來某一天，世界末日將到來的遊戲）。它也提供科學哲學、否證主義以及反對政治革命的有力論述。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，整體來說，我們缺乏改變社會的知識，但我們可以也應該，以漸進的方式來改革社會。
於是我坐下來，閱讀Popper寫的所有東西。我成為徹底的Popper主義者，雖然我現在覺得Popper有下列誇大之處：(1)沒有歸納法這回事；(2)檢證法（verification）與否證法（falsification）之間，有根本的不對稱性；(3)方法論是規範性的，且與科學史無涉。直到今天，我還是個不再生（unregenerative）的Popper主義者。我在Popper身上學到，怎麼用清晰素樸的正統英式英文，來論述複雜的議題，也發現自己幾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風格。[5]1952年去倫敦寫博士論文時，我興奮地得知Popper在倫敦政經學院，每週一次開科學史的討論課。我獲准列席旁聽，但很快就了解Popper是個舊派普魯士風格的老師。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對傲慢的偏執，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證。倫敦政經學院流傳著一則笑話，顯然是Popper學生想出來的。那就是Popper應該將他的書定名為《一個開放社會的敵人的開放社會》（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），較好的書名是《一個封閉心靈的開放社會》（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）。唉！最偉大的作曲家Beethoven，是個糟糕的人，Wagner、Goethe、Tolstoy亦然，我自己也好不到哪裡。
7經濟學之前是哲學
我從不後悔年輕時立志成為經濟學家，但有些時候我但願當年唸的是哲學。我可以說是始於哲學，也似乎是終於哲學。我的開端並非一般性的哲學，而是一種特定的哲學：神學。「神是否存在」是我第一個問與答的哲學問題，至今我仍感到興趣。我被養育為正統猶太人，十二歲前信泛神論，十五歲前信不可知論，十七歲前信激進無神論，自此未曾片刻動搖。的確，年紀愈長，我的無神論似乎愈激進。現在當我舌戰超級信徒（不得不說，我愛、超愛這麼做）時，要同時維持有禮合宜的談吐，簡直是對我容忍力的一大考驗。
這一切的開始是我十二歲那年，叔叔給我一本《聖經》，我沒留意裡面有新約與舊約。我是個停不下來的讀者，一書在手就全心投入。我從來不知道新約的存在，很自然地就讀起來。我立刻被耶穌的故事深深吸引，再輔以閱讀Ernest Renan的《耶穌的一生》（一本十九世紀美化的耶穌傳記，將他描繪為人性化的遠古先知）。我認為這個說法必定為真，但親戚都告訴我這個說法是假。我與他們爭辯，然後被送到拉比（猶太教經師）處接受矯正。他很快地說服我，指出耶穌不可能是神的兒子，因為創造宇宙的至高智能，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彌賽亞，原因是當彌賽亞降世時，羔羊將與獅子並臥，放下刀劍，民族間不再兵戎相見。刀劍放下了嗎？民族間的戰爭停止了嗎？於是我發現，那是個具有徹底說服力的論證。
也許在福音故事裡，記載的耶穌美麗故事是假，但是佛陀的故事呢？佛陀是耶穌之後的下一個閱讀，我覺得兩個故事同等美麗。然而親戚友人再一次告訴我，佛陀的故事不可能為真。所有這些美麗的故事，包括舊約中摩西、約瑟、大衛的故事、新約中耶穌的故事、以及大乘佛教經典中的佛陀，我想必然都是真，因為它們這麼優美。然而同樣地也必然為假，因為它們彼此的矛盾。我茅塞頓開，不再相信任何權威性的宗教，而成為Spinoza式的泛神論者（我當然從未聽過Spinoza）。1940年德國入侵後，我們倉皇離開荷蘭，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國寄宿學校。校長是個基督教科學會信徒，試圖要我改信基督教科學會，這件事讓我接觸權威式異議教派。往後幾年，我是大人眼裡經常性的小搗蛋鬼，因為我從不停止問他們宗教信仰的問題。我發問的目的不在學習，而在說服他們放棄，證明神存在的設計論證（argument of design）、第一因（first cause）論證、或終極目的論證等謬誤。至於耶穌的歷史性，我有很多聰明的理由，來說明耶穌存在的可信度，比不上亞瑟王或羅賓漢的可信度。我必須說，這是我永遠無法真正學會克服的弱點。直到今天，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義派份子辯論，無論其背景是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、或印度教，儘管我知道這是無望的白費力氣。我是個地獄的（infernal）樂觀主義者，總是相信理性的論證最終會勝出。
我喜歡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宗教的人，意思是說，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問：宇宙間有秩序嗎？這個秩序意義何在？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了一個目的嗎？這些都是好問題，但是由神或教會來回答，對這些問題的深度而言是一種污蔑。我十幾歲時熱切擁抱馬克思主義，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無神論正是我所要的。我閱讀Popper，想要親近Popper作品的原因，並非Popper主義等同無神論，而是Popper的謬誤法完全適合無神論。請讓我看看有哪些事件，可以推論神不存在？沒有，當然，神的存在是信仰的問題。我們相不相信神的存在並不重要。不會造成區別的區別，是無意義的區別（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）！故此理得證。
8從Popper到Lakatos
1960年代後期，當我固定在倫敦政經學院授課時，認識了Imre Lakatos。他繼Popper之後，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邏輯與科學哲學教授。在這短短幾年間，我很喜歡他（他1974年去世）。1968年的學潮期間，他成為無懼卻具同情心的批判者，毫不憐憫地取笑學生的激進虛矯行徑。他有資格這麼做，因為在1956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，他曾經因「右派偏離份子」的罪名，在匈牙利監獄服刑數年。他有極佳的幽默感，[6]我們一見如故十分投緣。Lakatos不懂經濟學，但他的博士生Spiro Latsis給他靈感，想把他的方法論見解應用到經濟學領域。Latsis的確是首位將Lakatos思想應用在經濟學的人。1974年 Lakatos在希臘辦一場學術會議，讓物理學者、經濟學者、科學哲學學者，發展一些「科學研究方法論計畫」的個案研究。他在會議召開前一個月猝逝，Latsis如期舉辦這次會議來紀念Lakatos。對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，這次會議是一生難得的際會。經濟學領域有Lionel Robbins、John Hicks、Terence Huchinson、Herbert Simon與Alex Leijonhfvud等大家。哲學領域有Carl Hempel、Adolf Grunbaum、與Paul Feyerabend等碩儒。充滿知性的火花。會議召開的地點，是希臘境內美麗的Nafplion。Spiro Latsis的父親John Latsis，豪邁地提供金援，讓我們見識一種心嚮往之的風格。
Popper與Lakatos兩人之間關係的爭議，自1974年起延燒至今。在我眼中，Lakatos是80%的Popper，加上20%的Kuhn。Lakatos強調不同的東西，但傳達的方法論本質上與Popper相同。1989年Neil de Marchi和我在Capri籌辦第二次Nafplion會議，與會的眾多經濟學者，對Lakatos與Popper思想的敵意讓我深深訝異。大部分的敵意，是針對Lakatos堅持，說對科學研究的最終評判，應該以能否創造出嶄新的預測為指標。這個標準終究難以被與會者所接受，他們了解這個指標會讓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經濟學，幾乎全部都會被質疑。
逐漸地，經濟學自1950年代以來，近年來更是以加快的速度，變得愈來愈數學形式化。也就是說，幾乎都只關切分析的精準，而不惜犧牲政策的相關性。經濟學所展現的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數學，而非實證的社會科學。經濟學家有時被指控為物理羨妒症（physics-envy），但這是完全誤導性的指控。任何了解當代物理的人都會證實，物理學重視實驗證據，力求理論與實驗證據一致，不太重視嚴謹的定理與分析的引理（lemmas）。經濟學家的真正問題，是數學羨妒症（mathematics-envy）。一般均衡理論是經濟理論中最尊貴的類型，只有這個領域的頂尖專家在運用。這個理論完全不具實證內容。證明多重市場與一般均衡的存在、獨特性、以及局部的穩定性，能幫助我們對經濟體增進多少了解？完全沒有。沒有物理學家會認為，一般均衡理論提出有趣的問題，但數學家當然會發現這是一展身手的機會。一些當代的一般均衡理論學者，甚至將之合理化，說它實現了Adam Smith的古老承諾，證明「看不見的手」有調和私人與社會利益的傾向。這種說法不僅歪曲知識史，也完全誤解競爭作為社會過程的重要性。這個社會過程發生在現在，在一個以私人企業為基礎的經濟體系，這個社會過程也確保科技動能和成本極小化。Walras式的一般均衡理論，或是最終狀態（end-state）理論，與上述的說法根本不相干。
浸淫在經濟學領域45年後，最令我驚訝的是，儘管一般均衡理論未能實現其目標，且持續將科技進步剔除在經濟研究的題目之外，它依然享有高度評價。近年來，經濟史學者終於開始打開科技變遷的黑盒子，但經濟理論學者持續研究經濟成長，彷彿經濟成長全都是資本與勞動力增加的結果，而且僅是生產要素的量化增量（quantitative increments）。從一位二十世紀經濟學的中心人物身上，可以充分看到這種過分強調Walras式一般均衡理論，而輕忽科技進步的典型。這個人物就是Joseph Schumpeter。奇怪的是，Schumpeter一方面非常推崇Walras式的理論，將它視為經濟學術成就的巔峰。另一方面，Schumpeter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，幾乎未受到Walras式理論的啟發。的確，講實在的，Schumpeter與Walras的貢獻是相互衝突的。當我比較年輕時，對Schumpeter的創業家精神理論，與對創新學說的處理，並未給予太高評價。但從那時起，Schumpeter在28歲寫的《經濟發展理論》（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, 1911），就被我視為二十世紀經濟學的巨著之一，足可與Fisher的《利率論》（Theory of Interest）、Keynes的《一般理論》（General Theory）並駕齊驅。Schumpeter有兩項天才的洞見：(1)過程創新只是創新的一個類型，在經濟成長的重要性，可能還遠不及產品創新或組織創新。[7](2)他認識到銀行信用，在企業家精神的推展中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；對由機器驅動的工廠生產來說，銀行信用不只是財務的附屬品。誠然，Schumpeter頌揚企業家精神，幾乎將它簡化為傑出個人的英雄主義，但是無論如何，談論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進展， Schumpeter比Marx以降的任何經濟學家都更有貢獻（就過去一百年的經濟理論化，這是多麼悲哀的評論！）。Parato最適、完全競爭、靜態效率等等，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啟發，也是備受讚譽的福利經濟學第一與第二基礎定理。Schumpeter卻認為這些都不具實際的重要性，因為我們是藉由可行的競爭標準、動態效率、科技動能等，來評估市場的結構：那就是Adam Smith所說，競爭的「看不見的手」的意思，而非消費的邊際替代率，等於生產的邊際轉化率。
令人憂心的是，後現代結構在方法論的概念上，成為一組受歡迎的描述性規範。這證明當代經濟學，充斥著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（sterile formalism)。Donald McColskey已經告訴我們，經濟學只是強辯硬拗，和文學批評或美學沒什麼不同。經濟學認為，某些「深描」（thick）的方法論規則（輕聲說話、傾聽對手、提出論證），還可以接受；但是Popper與Lakatos的「淺繪」（thin）方法論，就被判定為不合理。McColskey或他的追隨者從未覺得，這是個破綻百出的見解。
我並未把Popper與Lakatos，尊為作品不能被質疑的大師。我確信他們的有效貢獻，核心是以下的概念：經濟學必須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，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推出具有「實證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論」。那並不表示，達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，就必須立即被丟棄。我們必須努力創造可以被否定的預測，同時不能滿足於未經實證質疑的經濟理論。科技的解謎，若只是一種為解謎而解謎的遊戲，就不能像現在這樣，成為學生的模範。
在我的專業經濟學家生涯中，我一直欽羨Milton Friedman做學問的風格，卻不齒於他的政治觀點；我欽羨Paul Samuelson的政治觀點，但不欣賞他的經濟分析手法。我似乎註定永遠要陷於兩難之間。
[1]我的博士論文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時(1953)，我認為David Ricardo是嚴謹的理論家、令人景仰的人物，還以David為我的大兒子取名。這些年來我開始發現，Ricardo有「可伸縮」（telescopic）的傾向：將長期縮為短期，之間沒有轉換期。這是正統經濟學的持續之惡。
[2]在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所時，我開始對通貨膨脹經濟學感興趣。當時的老師Arthur Burns教總體經濟學，對Keynes的理論多所質疑。Burns是我博士論文口試的四位委員之一（其他三位是Abram Bergson、John Maurice Clark與Karl Polanyi）。Burns問我通膨問題何在？這是個奇怪的問題，因為當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1%。無論我給任何答案（對債主不公平、對薪資員工與年金領取人造成問題、一種儲蓄稅等等），他就以一個反證來駁斥。不到十分鐘，他讓我不知所云，覺得自己像是個兩呎侏儒。意識到必定過不了這部份的口試，我的心涼了半截。最後我被告知通過整體口試，我因通膨問題的差勁表現向他致歉。他親切地拍拍我肩膀，說：「沒關係，年輕人，比你強的人都栽在這個問題上。」我衝回家，狂讀通膨問題，矢言永不再敗在這個問題上。
[3]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師，包括James Angell、Arthur Burns、William Vickrey、John Maurice Clark、Abram Bergson、Ragnar Nurkse與Karl Polanyi，其中我只清楚記得Karl Polanyi。因為他介紹一般經濟理論，要我唸從未聽過的書（例如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），並教我如何輕而易舉地杜撰歷史「法則」。Polanyi注重「互惠」與「再分配」，他以這兩個術語，描述歷史上所有市場經濟之前的經濟體系。我不相信The Great Transformation（1944）的中心論點，但它是氣味相投的「中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」，且非常引人入勝。
[4] 「最喜歡的書」。這是我喜歡玩的維多利亞室內遊戲：(1)最喜歡的小說：Homer的Odyssey。(2)最喜歡的詩：Stephen Spender的 ‘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’。(3)最喜歡的戲劇：Arnold Strindberg的The Father。(4)最喜歡的軍事史：William Prescott的The Conquest of Mexico。(5)最喜歡的思想史：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。(6)最喜歡的哲學作品：Alfred Ayer的Language, Truth and Logic。(7)最喜歡的人類學研究：先前提過的Malinowsky。(8)最喜歡的政治研究︰ Popper 的Open Society；等等、等等；這是無止盡的遊戲，困難之處在於你不能選第二名。
[5]更令人尷尬的文字風格啟發者是Joan Robinson。第一次讀她的經濟學著作是在學生時代，多年後我還是深受吸引。我讀過她寫的每個字，她的語言（充滿素樸口語的文字代數），吸引我的程度，跟她政治觀點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樣。我們碰面時，她總是對我極不客氣（在1960年代「劍橋的資本理論爭議」後，她即視我為敵），但我不在意。在經濟學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專業，要當個聰明的女性已經夠難了；要在劍橋經濟系這種同質氣氛中當個聰明的女性，鐵定令人抓狂。
[6]我最喜歡的Lakatos故事，帶有精采猶太笑話的強烈色彩。Lakatos說他成長在一個匈牙利小村莊。七歲時帶第一張成績單回家時，所有的科目都得到A，唯有體育是C。他媽媽狠狠揍他一頓以示懲罰。隔年的成績單，包括體育在內，通通得A（故事講到這裡，已經夠好笑了，因為他體型瘦小，根本不可能在運動上有傑出表現）。母親總是告訴他，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為劍橋大學教授（不知為何，她將劍橋視為學術成就的巔峰）。1956年Lakatos從匈牙利逃到英格蘭，獲得獎學金赴劍橋攻讀數學史。他完成博士學位（論文以Proofs and Refutations為書名出版），並獲聘為臨時講師。他將寫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親，她回信說：「好，但他們為什麼不讓你當教授？」
[7]我了解產品創新的重要性，是基於個人因素。1930年代我父親在荷蘭做雨衣，材料本來都是人造橡膠。1932年，一個瑞典人發明了府綢（poplin）雨衣，徹底改變了這門生意。隔年是荷蘭經濟大蕭條的谷底，父親發現手上有好幾千件賣不出去的橡膠雨衣，瀕臨破產。雨衣產業的人都認為風潮不會長久，但父親是個悲觀主義者，他相信橡膠雨衣的需求不復存在。於是將所有存貨，賤價賣給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飾店C&A。C&A對父親的大膽印象深刻，表示若他有能力學會生產府綢雨衣，願意下訂單。父親前往瑞典，挖角一個裁縫師和剪裁師，完成那筆訂單。接下來，訂單一筆接一筆。1935年之前，他已經成為荷蘭的雨衣大王、白手起家的百萬富豪。他的好運並不長久，1940年代德國人入侵荷蘭，我們失去一切。這個發跡致富的故事開始時，我六歲；故事結束，十二歲。簡言之，我有充分的理由，相信新產品的影響力。
